技术、传播与现代文明: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分析范式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11-01 22:50   18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美国著名城市文化和技术哲学学者,其研究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建筑和哲学等领域,代表作有《技术与文明》、《城市文化》、《机器的神话》等。随着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发展,特别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崛起,芒福德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传播学界视野,他和麦克卢汉一起被凯瑞界定为“现代媒介分析的鼻祖”。

  芒福德的传播技术观

  芒福德的机器体系论说时刻保持一种人文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原始人类使用的器具相当重视,但是过分强调了工具的有形作用,对于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的广泛影响及其与“真善美”的关系却缺乏关注。他认为,当工业从技术的角度看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从人性、礼仪习俗或人文艺术的角度看却有可能越来越退步。人们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为了与机器竞争而从事繁重的低收入劳动。

  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强调一种观念,即人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是人体及其功能的延伸,但他反对人们对技术或媒介对人体延伸功能的片面夸大。此外,芒福德坚持再完美的技术远不如生物体本身,“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对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至于如何改变和弥补其间差距,芒福德觉察到,现代技术积极地适应新环境、为生命体服务,机器复制了眼睛和耳朵的自然特性,因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但无论如何,人的感受与自主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至关重要。

  芒福德同样在人文主义视角下来审视传播技术作用和变迁。例如,他认为印刷术为所有后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与口语交流相比,印刷语言摆脱了此时此地的时空局限,读者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阅读。由于有多个副本,印刷术也增加了保存文字资料的安全性和长期性,拓展了交际范围。但与此同时,“思想也部分失去了自由流动、四维时空以及自然的特性,而带上了抽象、绝对、程式化的特点,满足于完全通过语言来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芒福德的著述与实践行动来看,他主要关心技术与人、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认为机器是人类智慧和努力的产物。然而,芒福德却极力反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他在以更普遍的社会生态学为背景讨论技术进步时,力图避免将技术进步说成是影响一切的因素,例如将某一时代说成是“喷气机时代”、“核能时代”或“火箭时代”。在对技术决定论的批驳中,芒福德指出,许多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倒退,造成科技滥用和妄想症,阻碍着人们所寻求的工作、艺术与生活的自由融合。

  总之,在芒福德这里,传播技术作为科学技术整体的一部分,被置入整个技术发展史、社会历史语境、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下思考。媒介决定论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一种,自然也是被芒福德所批评的。

  与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同台斗艳”

  芒福德与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诸多理念相互影响且不无交织。芝加哥学派主要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代表人物有杜威、库利、帕克、米德,对于传播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符号互动论、大众传播与政治民主、效果分析等方面。应该看到,芒福德传媒观念和芝加哥学派传播理念对报刊作用、技术生态等方面的认知存在诸多共同点,他们都认识到了传播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芝加哥学派对传统公共空间消亡的遗憾以及传播构建公共交流空间的可能进行了研究,同样,芒福德也认为报纸具有社会交谈空间的构建功能,增进了社区人际交往。然而,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文化、传播技术的反思与芒福德却有着极大差距,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技术过于乐观,而且没有深入地将其置入整个历史和社会框架下进行分析。芒福德在媒介世界和技术特性认识上则显得更加彻底和谨慎。

  在大众传媒和传播技术的作用上,芒福德处于乐观与悲观之间,或者说早年相对乐观,后来悲观情绪增强。后者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技术思想有些相似。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传播技术持有悲观态度,批判现代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工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它们以娱乐消遣为目的,所制造出来的文化消费品雷同,缺少艺术“灵韵”,束缚了人的意识、情感和自主性,形成“单向度的人”。芒福德同样认为,现代技术和能源开发不断进步的另外一面,则是非人性生活的不断出现。他多次引用马克思主义工业和资本批判理论对此进行论证。芒福德还谈论了工业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和城市文化规划专家的芒福德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出了诸多应对措施,这一点令人尊敬。

  对媒介环境学派传播技术思潮的作用

  在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芒福德之后,媒介环境学派扛起了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大旗。媒介环境学派站在前人学术研究基础上,声音越来越强,以致掩盖了前人的光芒,甚至被某些学者看作是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开端。

  不可否认,芝加哥学派的媒介技术观经过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发展,最终演化成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然而,较多论据却显示着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传媒技术思想来自于芒福德。英尼斯、波兹曼、沃尔特·翁、凯瑞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无不“乐于将媒介、技术和文化当作一种环境来理解”。他们大多受到了芒福德技术生态和传播思想的影响。波兹曼提出了工具使用时代、技术统治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的划分,大体上相当于芒福德划分的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两者皆是立足于技术与文化间关联所进行的评说;芒福德技术生态、机器是人体的延伸等观念,都走在了麦克卢汉媒介生态隐喻、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之前;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论说将研究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并延用了芒福德的生态与时空环境概念。

  媒介环境学派继承了芒福德技术哲学分析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探讨中兼顾民族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英尼斯“传播的偏向”论说即考察了传播技术与国家发展、文化传承间的关系;波兹曼有关现代工业和媒介文化的讨论,观照的是人文和精神。莱文森论述了民族通俗印刷品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改革、公共教育、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等的关系,认为报纸促进了民族国家兴起,电视则维系着民族国家形象;莱文森还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和“补偿性媒介”理论,并根据媒介生产者和使用者关系,将媒介分为“旧媒介—新媒介—新新媒介”三个阶段。不难发现,个中思想芒福德早已作出探讨。相对芒福德来说,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较为欠缺。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曾就此批评过麦克卢汉,认为后者的传播技术讨论缺乏文化社会学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权力、意识形态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避开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来认识传播媒介。

  芒福德的技术哲学和传播认知充满着人文主义和批判态度,他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但并不贸然地将媒介拉入中心位置而拒绝反思,同时芒福德虽然分析技术与人性化问题,但没有陷入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讨论芒福德与传播研究技术范式之间的关联,不在于拔高芒福德对于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作用,毕竟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学术源泉是多面向的。